二二七章 因暨艳张温下狱 一事件两种说法（第1 / 1页）
当然，也有一些江东大族对张温、暨艳的做法将会造成的后果表示了担忧。出于吴郡四姓的陆逊、陆瑁、朱据等人都曾在暨艳事发前对他提出过劝戒：“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陆瑁致书暨艳，认为他的做法“恐未易行也”；朱据则担心“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
另有出于会稽大姓的虞俊也预言张温“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祸”。从上述劝戒的内容看，其侧重点与其说是非议、反对暨艳和张温的做法，倒不如说是担心由此而招致祸患。
上述诸人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都认为张温、暨艳会因此而罹祸？危险来自何方？当时又有谁能降祸于张温、暨艳？显然，危险绝不会来自担忧温、艳安危的江东大姓，而只能来自吴主孙权。（“吴郡四姓”，亦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四姓，其代表人物分别为顾雍、陆逊、朱桓、张温。汉代有衣冠子弟垄断州郡掾属的惯例，这种情况在江南同样存在，而且在吴郡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于吴郡的显贵多，四姓子弟求仕的也多，所以孙权特予照顾，以致“郡吏常有千数”。自汉代以来，州郡掾属例由州郡地方长官辟用本地人士担任，此制至三国亦然。由于“吴郡四姓”兴盛于东吴，其家族势力历东晋南朝延绵未衰，所以直至唐宋时期，朱、张、顾、陆仍被列为吴郡著姓，其社会地位依然受到尊重。）
这里，有必要再分析一下孙权的态度。孙权是反对张温、暨艳的做法的。而他之所以采取此种态度，恐怕并不是“为了维护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仕宦特权，巩固孙吴政权江东化这一历史进程”，而是出于维护淮泗集团利益的考虑。
虽然刚刚立下恢复汉吴同盟的大功，张温却是暨艳的推荐人，因此被废弃不用，还牵连到了张温的两个弟弟张祗和张白，连已经出嫁的三个姐姐也遭到“清算”。
孙权以“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为理由，将张温下狱，随后逐回本郡的官府做杂役，后来死在家中。在张温得势的时候，余姚人虞俊叹息说：“张温才能有余而明智不足，华而不实，人们的怨忿将会聚集在他身上，有败家之祸，我已经看见先兆了。”不久，张温果然被治罪逐回。
暨艳事件，现在有两种说法，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第一种说法认为孙吴集团已经积重难返，尾大不掉，具体如下：这一年，东吴外患暂消，内忧却在加剧。北方恢复稳定，为孙氏立国提供了“人才基础”的“北士南流”也基本停止，放眼望去，吴国的朝堂上多半是吴会豪门的子弟，很多还是靠着爷爷、老子的势力滥竽充数。
暨艳看到了这一点，他觉得身为国家人事部门的一把手，必须要做点什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官吏考察(弹射百僚)，并以主公身边地位最清贵的郎官为重点(核选三署)。暨艳的措施非常严厉，考察称职的不到十分之一，不称职的都被连降几级，有“经济问题”的全部改为“军吏”。军吏为下层小官，常与士大夫对称。让那些豪门出身的“官二代”、“官三代”当军吏，等于是把他们从士大夫阶层里开除了。别说他们自己不愿意，他们的爷爷、爸爸、伯伯、叔叔能答应吗？这事闹大了，群情汹汹。最后，孙权亲自出来给他们平反，而一心要整顿吏治的暨艳，则论罪自杀。
毫无疑问，江东大族和淮泗集团这两大政治势力，都是孙吴立足江东所必须依靠的力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大集团间力量的消长，孙权将更多地依靠江东大族。但在这两大地域性集团中，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利害关系的考虑上，孙权恐怕都更多地倾向于淮泗集团。
对孙权来说，孙氏经略江东之初，江东大族的疑惧、观望、敌视乃至武力反抗的情景，犹历历在目、耿耿于怀，江东大族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亦须时时提防。因此，孙权虽然要借助并依靠江东大族的力量以保有江东，乃至于要逐步实现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但这决不是出于孙权的心甘情愿，而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否则，就无法理解孙权何以要在10余年后通过设置校事来制遏江东大族。
对于孙吴政权来说，既要依靠江东大族，同时也要维护淮泗集团的利益。利用淮泗集团来制约江东大族，与之相抗衡，竭力维持两大集团间的相对平衡，是更有利于政权稳固的选择。正因为此，孙权才会对暨艳、张温所代表的江东大族势力弹射、打击淮泗人物的做法明确地表示反对，在孙邵“辞位请罪”之后，仍“释令复职”，并严惩了暨艳和张温。从这一结局来看，在江东大族与淮泗集团这一个回合的较量中，江东大族势力遭到了一次挫折。（淮泗集团——指跟随孙策进入江东的江北势力，如彭城张昭、张休父子，琅琊诸葛瑾、诸葛恪父子，庐江周瑜、临淮鲁肃、汝南胡综、沛郡薛综等人；吕蒙、吕范，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这样被孙权提拔起来的军事将领虽然不是从江北来，但其政治立场偏向于该集团，所以也算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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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暨艳是人事部长，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觉得要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不能让没能耐的家伙混在主公身边，挨个考察一下，不合格的，就让他滚蛋。孙权是最高领导，以政治家的眼光，觉得要维护孙家王朝的稳定，不仅不能这么干，而且还要让暨艳死，给豪门一个交代。当暨艳不计个人得失，毅然要沙汰贪鄙时，著名大臣陆逊、朱据、陆瑁等都曾劝阻，认为事情办不通，且会招致祸患。暨艳只从刷新政风考虑，而不顾个人安危得失。
所以张、暨的失败只能说明：（1）孙权统治集团暮气已深，虽志于改革之士亦无法有为；（2）《三国志》卷55《陈表传》言：“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可知暨艳不仅不是坏人，并且还为正人君子所同情；（3）张温、暨艳之遇祸，再次说明到了孙权统治的后期，孙权在用人方面的优点已逐渐由缺点所代替。
第二种说法则突出了淮泗集团和江东集团的斗争，是这样说的：此案的主要人物暨艳、张温都是吴郡人。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张温是江东大族名士，属于吴郡四姓。以其才地，早该擢用，可是却一直到黄武初年才被召廷见，任为议郎。后迅速擢升，由议郎而选曹尚书，再迁太子太傅，以辅义中郎将使蜀。张温以年近三十始得出仕，似与淮泗集团占居孙氏政权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不无关系，并且极有可能影响到他对政局的看法。张温任选曹尚书后，即以暨艳为选曹郎。后温迁太子太傅，艳则继为选曹尚书。“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闻问往还”，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张温如此器重暨艳，“与之结连死生”，除了两人均好为清议之外，艳“亦为吴郡人”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同为江东士人的温、艳二人，在急于使江东大族尽快取代淮泗集团成为孙氏政权主体的斗争中，“更相表里，共为腹背”，有着相同的立场和态度，是不难理解的。
出于吴郡四姓的张温，与吴郡另一大姓顾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顾雍不仅对张温赞誉有加，两家还有着联姻关系，温之“中妹先适顾承”，而此顾承，正是顾雍之孙。与张温有此特殊关系的吴郡顾氏一族，没有如陆逊、朱据那样在暨艳案发前提出任何劝戒，表明其对张温、暨艳的行动是支持的，至少也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