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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八十三章 别了,威妥玛(第2 /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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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的*带来的恶果极多。“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则说,中国如不急图改变,将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中国在30年来的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中国“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

这两份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看到这两份文件之后,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甚至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也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鸟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他们这些人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遑论他人?

身为穿越者,林义哲知道,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很多史家仍然认为,威妥玛等人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

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事实上,赫德和威妥玛所言,无一不切中当时中国的要害!

而中国想要改革,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论代替中国传统的循环复古的怪论。威妥玛对此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在《新议论略》这样写道:“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同时,他指出中国人应该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而且他认为,应该由中国主动改,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即遵守条约。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赫德和威妥玛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中说的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中*队和政府机构已经*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

但是,这两份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救命作用的建议,却无一例外的遭受了中国士林的坚决抵制!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之外,还有对这些提出建议的人的用心的质疑,以及对中国屡屡遭受屈辱的看法同外国人的不同。

这两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三点: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官场异常*。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

其次,是中*队的落后和无能。赫德指出,中*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

再次。中国的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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