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章 曹孟德统一北方 王粲死驴鸣送葬（第1 / 1页）
建安十三年，刘表病死后，王粲力劝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曹操。荆州平定后，曹操任命他为丞相掾，赐王粲爵关内侯。一次，曹操在汉水边设宴款待百官，王粲给曹操敬酒说：“当今袁绍崛起河北，倚仗兵多将广，志在夺取天下，但虽爱惜贤才却不能重用，因此那些奇士终归离他而去。刘表盘踞荆楚，从容不迫，坐观时变，自以为可以仿效周文王。那些避难到荆州来的贤士，都是海内的俊杰，可刘表却不善于任用他们，结果当国家危难之际却无人辅佐他。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时候，下车伊始就忙着整顿冀州的军队，收录当地的豪杰各尽其用，因此能称雄天下。等到平定了江、汉，又征召这一带的贤才各居其位，使天下归心，望风归附，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国君才能做到的事情啊！”
曹操大悦，将王粲调任为军谋祭酒。王粲记忆力强，见闻广博，所以曹操出外游览观赏，王粲多次同车随行，至于受到的尊敬却不如和洽、杜袭。杜袭曾经单独被曹操召见，一直到半夜。王粲生性急躁好胜，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不知曹公对杜袭说了些什么？”和洽笑着回答说：“天下的事难道能全都知道吗？您白天侍奉曹公就可以了，为这郁郁不乐，您想一个人都兼顾起来吗？”
建安十八年，魏王国建立以后，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一同被任命为侍中，王粲因博学多识，总能做到对答如流。当时旧礼仪制度废弛殆尽，需要重新制定，王粲与卫觊等负责除旧布新，制定新的典章。
据《决疑要注》记载：汉末丧乱时，玉佩断绝消失。而王粲认得旧佩，才重新作之。西晋时的玉佩，都是受法于王粲。
;
五月，代郡乌桓的三个首领都称单于，依仗实力，态度骄横，恣意妄行，以往的太守对他们无可奈何曹操改以裴潜为代郡太守，欲授以精兵征讨乌桓，裴潜说，代郡户口众多，乌桓骑兵动辄万数，其单于因自己专断郡中之事，心中本就不安，如果率兵至郡，他们一定会起兵阻拦，应该以计降服，不能轻加兵威。于是，裴潜单身至郡，安抚乌桓，三部单于惊喜参半，裴潜平静和缓地安抚他，单于和他的部下都摘下帽子，屈膝下拜，以额触地，全部归还了前后几次掠夺的妇女、器械和财物，向裴潜表示服从。代郡稍定，裴潜将郡中大吏与单相勾结者郝温、郭端等十余人斩首，一郡震惊，代郡随即平定。
乌桓是中国古代民族，与鲜卑同为东胡族的一支。秦末（公元前3世纪末）东胡为匈奴击破后，部分迁居乌桓山（今辽河上游西喇木伦河以北）而得名。
乌桓自被曹操击破后，势渐衰落。曹操将幽州、并州各郡乌桓共万余落徙居中原，精壮随军作战，由是三郡乌桓号为天下名骑。
当初，南匈奴长期居住在塞内，和编入户籍的平民大致相同，但是不交纳贡赋。议论的人担心他们户口迅速增加，渐渐难以控制，应该加以预防。曹操晋魏王，势及一时，都邺城，他的声名传到了北方，匈奴人都很仰慕他，于是栾提呼厨泉于七月来邺城拜贺曹操。曹操为了削弱势力，将栾提呼厨泉留在了邺城，用上宾之礼对待他，让他的右贤王去卑回平阳帮他管理南匈奴各部。单于每年所享受的绵、绢、钱、粮待遇，与列侯相同，子孙可以世代传袭封号。同时，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每部选尊贵者为帅，别令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令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东南）、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南匈奴国家政权亡。至此，中国北方完成了实质性的统一。
十月，曹操发兵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操军至居巢（今安徽城南）。二月，曹操向濡须（古水名，即今运漕河前身）口发动进攻。孙权筑城坚守。三月，曹操率军北还，留伏波将军夏侯惇率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镇守居巢，防卫孙权，并赐予夏侯惇伎乐名倡，下令道：“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
孙权遣使向曹操求和，曹操亦使人回报，双方讲和。于是，孙权留平虏将军周泰率诸将镇守濡须口，自己引兵回还。北还途中，王粲病逝，时年四十一岁。当时的曹丕还是世子，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为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一片驴叫之声。这就是著名的驴鸣送葬。
葬礼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诔》，可见二人其交情确实非同寻常。王粲为什么好驴鸣？而且曹丕作为一个帝王也不怕“掉底子”而要在送葬时大学驴叫呢？只要我们摆脱了“蠢驴”观念的束缚，考勘一下驴文化，便会发现驴也有其十分风光的历史。唐徐坚《初学记》引《符子》曰：“有驴仙者，享五百岁，负乘而缀，历无定主，大驿于天下。”又引《汉书·五行志》曰：“灵帝于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公卿相放，价与马齐。”除此之外，《史记》称驴为“匈奴奇畜”。还有个叫藏道颜的写了一篇《吊驴文》，其中有言曰：“体质强直，禀性沉雅，聪敏宽详，高歌远畅，真驴氏之名驹也。”这些也许就是王仲宣“好驴鸣”的真实原因！那“历无定主”，也与其身世相仿，先事刘表、刘琮，后劝琮降曹，改换门庭，把自己比做驴以安慰变节的心灵，更何况驴还有那么多高贵的品质！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王粲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王龚，在汉顺帝时任太尉；祖父王畅，在汉灵帝时任司空，是当时的名士，都位列三公。王粲的父亲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当时的著名学者、左中郎将蔡邕一见到王粲，就觉得他是个奇才。当时蔡邕的才学天下闻名，受到满朝官员的敬重，蔡邕府第前经常是车马填巷，他家的客厅也常宾客满坐。一天，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外求见，便急忙出迎，连鞋子穿倒了也顾不上。王粲一进门，因为他年纪小，身材又矮，满屋的人都感到很吃惊。蔡邕说：“这位是司空王公（王畅）的孙子王粲，他确实是奇才，让我自愧不如。我家里收藏的书籍文章，应该全部送给他。”蔡邕故后，即履行了他的诺言，将其藏书数车六千余卷赠与王粲。王粲死时，其藏书已达万卷。
初平四年，王粲十七岁的时候，受司徒征辟，又被召为黄门侍郎。王粲因为长安局势混乱，没有赴任。不久，他与族兄王凯到荆州去投靠自己的同乡、荆州牧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欲以女妻之，而又嫌其形貌丑陋，身体孱弱，非女婿才，便将女嫁给王凯。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听从桓阶建议，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兵背叛刘表。刘表发兵讨伐，为了宣传这次出征，就由王粲执笔写了一篇《三辅论》，以示师出有名。其中写道：“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申明用兵乃是为了“去暴举顺”。
建安七年，在官渡之战后两年，袁绍病死，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兄弟阋墙。刘表为了劝和，让王粲起草了《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书中劝解袁氏兄弟毋作阋墙之斗，应当联合御侮，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甚有文彩，张溥在《王侍中集题辞》评价两文“词章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