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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七章 拒韩遂张猛自焚 曹孟德志在征西(第1 /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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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认为与性相关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命。对于命,荀悦认为“所以立生终生者之谓命也”,即命是维系生存存在的。苟悦性以辅命的性命观是从人的生活直觉得来的,命不存,其它也是没有的,所以命是根本的。性是生而所有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人事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好坏能够直接影响到命的存在状态。

荀悦认为情恶之说是不合情理的。人性是内在于人体的,其有善恶之质,彰现于外就是情的好恶,也就是说佐内情外。情是性的外在表现,性是情的本源。他认为,情有好恶的偏向,但好恶不是善恶,好恶是爱好倾向,善恶是行为性质的判断。善恶非情,情亦非善恶,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取向,不在一个层面,有着本质的区剐。荀悦认为,性的善质,待教而彰现。性感于外而发为情性、情不能自明善之行为,需由智圣之人教化引导而成。性的恶质,需要法制来消抑。这里的消抑并非是把恶质从性中完全剔除,而是在性发于外之情欲好恶中抑制欲念的扩张,侵其有所畏惧而不能成为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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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年,韩遂派遣阎行为使节拜谒曹操,受到曹操厚待,表为犍为太守。阎行请求让他的父亲搬到京城,然后回去见韩遂,向他传递曹操的指示:“你起兵的情况有迫不得已之处,我已知道,应当及早来归顺,共同辅佐朝廷。”

阎行又劝说韩遂:“我阎行也是为了将军啊。将军起兵三十年,人民与将士都已疲惫,所占据的地方又偏狭,应该及早找到依靠对象。所以在邺城的时候,我已经禀报曹操我会让我的父亲去京师,希望将军也能派遣一个儿子前去,以表示对曹操的赤胆忠诚。”韩遂回答:“先观望几年!”不过之后还是同意遣子,而阎行则将父母一同送往曹操控制的京师。

张猛,字叔威,凉州敦煌郡(甘肃酒泉市敦煌西)人。其父张奂,于桓帝时仕历郡守、中郎将、太常,遂居于华阴,最终亦葬于此地。建安初,张猛仕郡为功曹。朝廷以张猛父亲张奂昔日曾在河西有威名,便以张猛任武威太守,与雍州刺史邯郸商俱往西进。既到雍州,邯郸商欲诛张猛,张猛察觉其事,便勒兵攻打邯郸商。邯郸商畏欲求和,张猛准其请,又命督邮录取邯郸商,闭置传舍。后邯郸商欲逃,事为张猛所警觉,于是把他杀掉。酒泉人庞淯闻之,弃官昼夜奔往武威,于邯郸商丧所号哭,然后寻到张猛家门,暗藏匕首,欲袭杀张猛。张猛知庞淯乃义士,于是遣去不杀。建安十五年,将军韩遂自上表讨伐张猛,张猛发兵遣军东拒韩遂。然而武威郡的吏民皆畏韩遂,更反而共攻张猛。及张猛被攻,自知无幸,于是登楼**而死。

公元210年春季,曹操再下求贤令:“从前,孟公绰做晋国赵、魏两家贵族的家臣首领是才力有余的,但不能胜任滕、薛等小国大夫的职务。假如必须是清廉的人才能使用,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称霸于世!大家要帮助我显扬高明人士,即使身份卑微,也要推举,只要有才能就进荐上来,让我能够任用他们!”

过了一段时间,曹操下令修建的铜雀台落成,其周围殿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榱栋,侵彻云汉。铸大孔雀置于楼顶,舒翼奋尾,势若飞动,故名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古邺城的西北隅。

铜雀台建成,曹操率诸子登临。曹操召集了一批文士“登台为赋”,曹植也在其中。在众人之中,独有曹植提笔略加思索,一挥而就,而且第一个交卷,其文曰《登台赋》,其中有“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之句,他还发出了“休矣美矣”的赞叹。从此,曹操对曹植寄予厚望,以为他是最能成就大事的人。

曹操又颁布《让县自明本志令》说:“我最初被推荐为孝廉时,自以为本来不是隐居深山的知名之士,恐怕被世人看作平庸无能,打算好好处理政务,推行教化,以树立名誉,故在济南国任国相时,铲除残暴邪恶势力,公正地选拔人才。由于这样,受到强门豪族的忌恨,我恐怕给家中招来灾祸,就借口有病,回到家乡。当时年纪还不大,就在谯县县城以东五十里处修建书房,打算秋季与夏季读书,冬季与春季射猎,计划这样过二十年,等天下安定以后,再出来做官。但我未能如愿,被朝廷征召为典军校尉,于是改变主意,想为国家讨贼立功,使墓道的石碑上可以题写‘汉朝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的志愿。而后遇到董卓之乱,我兴起义兵。以后,我任兖州牧,击败黄巾军,迫使三十万黄巾军投降;又讨伐袁术,使他走投无路,穷困而死;击败袁绍,将他的两个儿子斩首示众;再消灭刘表,于是平定天下。我身为丞相,作为臣子达到尊贵的顶点,也已超出了我的愿望。假设国家没有我,不知会有几个人称帝,几个人称王?或许有人看到我势力强盛,又生性不信天命,恐怕会随便猜测,说我有篡位的野心,每一想到这些,心中就感到不安。所以,向你们述说这些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然而,想要我就这样放弃所统领的军队,交还给主管部门,回到我的封地武平侯国,实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我确实害怕自己一离开军队就会被人谋害,既是为我的子孙打算,又因为我一失败就会使国家危亡,所以,我不能追求虚名,而遭受实际的灾祸。然而,我的封地共有四个县,享有收取三万户百姓租税的权利,我的品德怎么能配得上呢?天下尚未安定,我不可以辞去官位;至于封地,是可以退让的。如今,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封地归还给国家,只享受武平的一万户百姓的租税,姑且以此来减少对我的诽谤议论,同时也稍微减轻我的责任!”

在令文中,曹操反复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这是在赤壁之战失败,形势对他不利的情况下,反击政敌,安抚拥汉派的一种手段。同时也公开表明了他要牢牢掌握军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像一名初衷是要做清官的腐败分子一样,骑虎难下了。

曹操做丞相的时候,忠于汉室却又身在曹营为其效力的大汉臣子在期待曹操匡扶汉室,还政献帝的同时,也对其日渐强盛的实力感到担忧,特别是荀氏一些曹操集团的股肱之臣,又不得不依赖曹操东征西讨,平定天下。当时政权移于曹操手中,天子不问政治,大权旁落,不过空在其位罢了。荀悦有志诤言进谏,但所谋皇上无力采用。

同年,写成《汉纪》30篇,著有《申鉴》5篇及《崇德》的荀悦逝世,年六十二。荀悦作为东汉末年的政论家和史学家,其人性思想在吸收、综合前人的人性学说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政治实践有所创新和发展。他提出了性以辅命、性情相应、法教成性等人性思想。荀悦的人性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荀悦的人性思想最终是为其政治思想做铺垫,是其政治见解的哲学基础。荀悦认为政治行为又可以影响人性的存在变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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