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一章 下院交锋（第2 / 3页）

“那大人要去哪里？”郭斌一愣，问道。

“去议院！估么着今儿个定是有好戏！”郭嵩焘满有把握的说道。

依泰晤士河而建的议会大厦是英国的政治中心。它不仅外表雄伟壮观、内部装饰华丽。而且其建筑结构和内部设计也能充分地体现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国会开会时，国王坐在上议院的国王宝座上，但首相和议员需从下议院进入自己的席位，普通公民也可在旁听席观看议会进程。位于伦敦市中心区的泰晤士河畔，是19世纪中期英国最主要的哥特式建筑。大厦建立在泰晤士河畔一个近于梯形的地段上。面向泰晤士河。各个部分之间分段相连，形成许多内院。大厦内的主要厅堂都在建筑物的中间。整个建筑物中西南角的维多利亚塔最高，高达103米，此外，97米高的钟楼也很引人注目，上有著名的“大本钟”。这座大厦的所在地原来是一座王宫，王宫建于1060年，此后不断有增建。直到1512年亨利八世搬离之前，这里一直是王宫。 国会大厦是世界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物之一，英国浪漫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占地三万平方公尺。矗立於泰唔士河畔，气势雄伟，外貌典雅。国会大厦内有一千间房间，自13世纪以来 此处便是英国国会开会之处，也同时兼为国王宫殿。这里的西敏寺大厅始建于1097年，是唯一剩下来的旧建筑部分，分上议院和下议院。 西敏大厅侧有一座闻名世界的“大本钟”，“大本钟”每小时报时一次，钟声响起时远近可闻，且是十分准时。 16世纪中叶以后，这里成为议会所在地。183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宫殿建筑，后来又进行了重建。大厦中的中央大厅是整个大厦的交通枢纽，中央大厅的平面呈八角形，上部是一个拱顶，高达23米，从这里可以前往上院和下院。此外，大厦中还有许多著名的房间和走廊，它们是议会各委员会的办公室，上下两院的图书馆也在其中。

议会大厦可以说多灾多难，1605年11月5日，一些天主教极端分子，曾试图用36桶（约2.5吨）火药炸议会大厦，未获成功，以后每年的11月5日为“火药阴谋纪念日”（在此推荐一部优秀电影《v字特攻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1834年，有人在议会大厦的炉子中，大量焚烧政府文件，将国会大厦夷为平地。后来又得到重建，重建的议会下院仍按哥特式风格装修，但相对简单一些。下院面积比上院略小。长23米，宽14米，高12.5米，大厅中间有346个座位，边廊还有91个座位.

今天一早，莱昂内尔?内森?罗特希尔德便由女儿萨拉陪同，坐在了下院的旁听席上。

“噢？快快快！译给我听！”郭嵩焘一听之下，也极是高兴。

张德彝立刻便开始给郭嵩焘翻译起来：“……本报转载据知情人透露给法国《巴黎时报》的可靠消息，威妥玛先生为了达到借马嘉理事件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目的，暗中和柏郎上校及其手下在上海相会，就马嘉理死亡的情况，事先进行了串通。并以此为依据，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虽然说威妥玛先生的出发点是英国的利益，但这种公然做伪证的行为。绝不是一个正直无私的英国官员应该有的……”

“法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威妥玛的行为，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位公使为了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竟然如此的不择手段。……另外，法国政府对英国舰队集中于大沽口表示担忧，法国公使已经照会英国，如英国同中国开战。损害法国在中国之利益，法国断不会坐视。……德国政府亦发表类似声明……”

在张德彝解说完毕之后，郭嵩焘立刻便明白了，事态的发展，已经转向了对中国极为有利的一面！

“这林鲲宇简直是言无不中啊！他是如何知道法德两国会如此的呢？”郭嵩焘想起林义哲在“遇事乃发”的木匣里写的那些个关于滇案事态发展的预测。不由得感叹起来。

英国下议院就设在议会大厦，在正常的工作时间是允许公众旁听的。能有机会能访问此地，是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一件幸事。内森和萨拉就经常旁听在下议院议会厅举行的辩论。

今天正好是工作日，人们经过议会大厦的时候就知道里面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因为不多警察在门外站岗，不少警察还拿着步枪，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也难怪，自从中国副使刘锡鸿遇害身亡之后，近来英国国家安全部门已警告。暴徒们的下一个袭击目标很可能已经锁定为议会。

郭嵩焘并不知道，在李鸿章通知威妥玛不以他为谈判对手之后。威妥玛仍不甘心。他以未接到政府任免命令为由，继续以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去找李鸿章，为了加强自己说话的份量，威妥玛还拉着两位英国海军分舰队司令瑞德尔和兰博特一同前来，显示他仍然对英国舰队具有影响力，藉此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有必要，仍将以武力为后盾。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李鸿章根本不买帐，只是以私会的形势接见了他们，对于谈判，李鸿章只字不提。

由于威妥玛的一意孤行，让英国在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原来，当天津和谈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会议期间，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及西班牙等驻华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齐集天津，密切注视中英谈判的进展。几个月来威妥玛在对华胁迫的问题上已经与各国形成隔阂与不和，他越是强调不容他国干预其事，越足以表明他对别国公开的或暗中的干预抱有顾虑。而事实上，这时美国公使西华曾经一再向中国表示愿意调停，德、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鸿章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中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就是中德修约。早在18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18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18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中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使巴兰德（vonbrandt）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中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鸿章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中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鸿章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中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中英谈判的过程。已经显著地暴露了英国在侵华问题上与其他列强的疏远，因此，这一次的天津谈判就成了所谓“合作政策”寿终正寝的标志。俄、美、法、德等国对于中国可能给予英国的新权益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一体均沾”，对威妥玛撇开它们、在和中国的交涉中独断独行的作法大起反感。这些国家的公使，以冷淡和观望的态度对待清政府给威妥玛的不以他为谈判对手的照会，而在威妥玛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时，法国政府第一个表示了“关切”，俄、美、德三国自然也不甘寂寞，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联合起来对付英国。以此为条件，换取中国的好感和在华商务权利的扩大。正是如此，所以才有了今天郭嵩焘张德彝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声明。

当然。郭嵩焘和张德彝也不会想到。是谁向众多外国报纸透露的威妥玛和柏郎在上海密谋的消息。

“大人，马车备好了。”这时郭斌走来说道。他早已得了郭嵩焘的吩咐，预备了马车去英国外交部。

“得，今儿个，咱们不去英国外交部衙门了！”郭嵩焘兴奋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