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一章 郭筠仙（第2 / 3页）
“那我便不客气了，呵呵！”郭嵩焘听到林义哲赠书于他，显得十分高兴。
“等到这次和谈之事了结，我请郭公上舰一观，郭公对这西洋船学炮手，当更有所得。”林义哲说道，“我今日便奏明皇上，将船政水师三舰调给北洋，充实津沽防务，不日便可来沽，届时若是公务不忙，便请郭公往观。”
郭嵩焘的悲剧当然有他个人的原因，如书生气过重，不知通权达变，不谙官场规矩，生性耿直却屡因耿直招祸，才华横溢识见过人却不免持才傲物……但这更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自身！
那么，要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改变郭嵩焘的命运呢？
而现在，因为自己的关系，郭嵩焘提前了几个月出现在了北京城，并且被任命为自己的副手，协助自己和日本人进行谈判。
今天，在这第一轮和日本人的谈判结束之后。郭嵩焘便主动要去林义哲那里借书看，顺便商讨下一步如何对付日本人。
“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则惊若鬼神。畏若雷霆。必得加以改变才是。能够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蜮也。”郭嵩焘道，“而今庚申之役已然过去多年，旧耻似已忘却。此次日本侵台，先是畏敌如虎，一夕数惊。闻得海陆得胜，便又淆于群哄，轻言征伐。而今日人前来求和，你瞧着吧，还不知会冒出什么风儿来呢。”
他这番话说得已几近刻薄，对面的郭嵩焘也禁不住耸然动容。
“想不到，这一道城墙，几株杨柳，竟能让鲲宇生出这许多感慨。”郭嵩焘微笑道：“不过，这倒并未在老夫意料之外……”
“郭公果然知我。”林义哲看着已显老态的郭嵩焘，心中禁不住暗暗叹息起来。
郭嵩焘能够猜到他林义哲的心里所想，但却猜不到，他未来的命运，会走向何方！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闲居多年的郭嵩焘因日本入侵台湾之故，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那时的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说些什么？”
林义哲知道郭嵩焘是在提醒自己小心言官的弹劾，但他想到自己已经给这帮家伙挖下的大坑，心中不由得窃笑不已。
“老夫自从看了鲲宇所辑的那《外国师船图表》，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呵呵。”郭嵩焘不想让林义哲心中忧虑搅了今天的好心情，便换了话题，和他聊起了西学来。
“鲲宇可知，当年我初读《海国图志》，如获至宝，那书初到我手中，本是刚出的刻本，整齐簇新，哪知经我这一读，翻来翻去，折角打记，把书看成了一把腌菜，去还书给人家的时候，红着脸赔了一百二十个小心，后来请人家去了前门广和居小酌了一番，才算了事。”郭嵩焘讲起往事来，笑道，“这一次借了鲲宇的书，断然不会如此了。”
“郭公客气了，呵呵，那书是我自己刊印的，舍下还有多部，预备分送当路诸公，郭公手中那一本，便送于郭公好了。”林义哲笑道。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其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却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嵩焘的家。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嵩焘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言官弹劾他的奏章多如雪片，很多人上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只是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在驻英大使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锡鸿得到清政府中保守派大员“北清流”领袖李鸿藻的支持，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其中最为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中国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刘锡鸿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退休。就这样，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