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六章 历史的时钟（第3 / 3页）
1874年5月，3600名日本海、陆军由“日本台湾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率领下携带大炮等军火辎重分乘运输船“明光丸”、“有功丸”、“三邦丸”，在炮舰“日进”、“孟春”的护章下于5月7日在台湾琅桥海滩登陆，登陆后立即对当地高士佛、牡丹社等原住民部落进行武装进攻。
清政府得讯后大为震惊，1874年5月14日，上谕下达：“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令李鸿章同日本方面进行外交交涉的同时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组织船政舰队前往台湾与日军抗衡。
得到上谕后的沈葆桢不敢怠慢，立刻召回了调拨在各省的船政军舰，紧急按照舰队的编制进行编组操练。计有二等巡洋舰“扬武”、大型炮舰“伏波”、“安澜”、“飞云”、小型炮舰“福星”、“长胜”、“海东云”等。经过短时间的“速成训练”后被迅速派往台湾海域和日本舰队对峙，并对日舰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船政舰队编组完毕，又从李鸿章处借来了十三营的淮军精锐，由船政舰队载往台湾要口驻扎，与日军登陆部队对峙。左宗棠的冷漠和李鸿章的热心在沈葆桢心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林义哲将手中的怀表放下，轻轻合上双眼，用两根食指同时轻轻揉搓起自己的太阳穴，刚握过金属壳怀表的手指冰冰凉凉，揉在略有些胀痛的太阳穴上，感觉十分的舒服。而原本微微有些昏昏噩噩的头脑，也因此而变得清醒了些。
改变历史。真的一定要凭一己之力却另造个分支出来么？为什么不能是，在原有的时间洪流上稍加疏导，而使得某些本该在未来发生的既定历史事件稍加提前呢？
得益，或者说受益于留学外国的自由开放式教育，让林义哲养成了个极为踏实的量力而行的思维习惯。
对历史兴趣浓厚的林义哲曾经来到过经历过甲午陆战和抗美援朝之战的那座边境小城丹东游玩，在这个连博物馆都没有一座的小城里。他最先去的，便是抗美援朝纪念馆。
而那一天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中，他却听到了极不符合主旋律的声音！
怀表表壳上的西洋母子彩画，让林义哲又想起了额绫，心中不由得一阵绞痛。
是的，他之所以来到了“威远”舰上，便是想要回忆起和额绫在船上一起呆过的时光。
为了改变历史的时钟，他赔上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生命！
而现在，已经步入末世的大清王朝，变化并不那么显著！
林义哲强压下对额绫的刻骨思念，强行将自己的思绪，拉回到对历史的思考中来！
而发出这些声音的，竟然是前来缅怀战友的当年老兵！
老兵们告诉他，他们一生最痛恨的电影就是《上甘岭》！用那些曾两度被授予军衔的老军人的话讲，“那狗屁片子，连真实的上甘岭的百分之一都不到！”——他们举了两个最简单的例子。在那场惨烈的战役中，坑道从来就不曾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在美军猛烈的炮火下坍塌的坑道，曾经一次次的把英勇的中国士兵无情的活活埋葬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中！而传说中安全坚固的防空洞，也不止一次的被美国飞行员将炸弹扔进来，炸成一片火海，把里面的人烧成焦炭！
军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敬畏！
唯因敬畏，始而知冷静。合格的军人必须知道“怕”——怕头脑冲动、怕盲目乐观！有了敬畏之心，方能知进退，才会懂得学着去“算”——冷静的承认与敌人之间的优劣差距，进而才能谨慎小心的估算敌我之间的优势嚣张。由此方能学会因势利导，使敌势日消而我势日长，最后强弱易势，将胜券操于我手！
台湾，虽然早在三国时期就有东吴大将卫温、诸葛直二人率甲士万人登陆（掠当地原住民数千而还），成了有记载的抵达台湾第一批中原人。但是长久以来，中原王朝一直没有在台湾全岛实行有效的实际统治，大量的被称为“化外生番”的高山族原住民部落依旧是台湾岛居民的主体。其中某些原住民民风彪悍而排外，对一切“非我族类”多持敌视态度。偏偏台湾海域又是台风多发区，经常会有海上失事船只的幸存者被海浪冲到岛上，被原住民部落视为入侵者而被屡屡残忍杀害。发生在1867年的“‘罗妹’号事件”虽然足以当做一个警示，但依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足够重视。直到1871年的“牡丹社事件”的爆发，琉球遇难船只幸存船民登岸，迅疾被牡丹社原住民包围，总共有五十四人被杀。原本这仅仅是中国和藩属琉球之间就能交涉的事件却让日本横插一杠，早就对琉球觊觎已久的日本以琉球曾向萨摩藩进贡、因此是日本属国为由以琉球宗主国的身份插手琉球船民被杀事件，好战的军部要求对“残暴”的生番进行讨伐，为琉球船员“报仇”。而外交经验不足的清廷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毛昶熙及户部尚书董恂表示为了推卸责任，说出了“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之荒唐对答，故而让日本随“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外务卿副岛种臣前来中国交涉此事的随员柳原前光捕捉到了借口：“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而此时，糊涂的毛、董二人居然回答：“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终于，日本盼到了梦寐以求且名正言顺的出兵借口。
任何一个王朝在末世之季都不会束手待毙！唐宋元明莫不如是，如今这个大清王朝亦如是……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1860年庚申之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其后便有总理衙门之设立和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1874年朝鲜壬午兵变，日本之患渐显，遂有第一次海防筹议；1885年中法之战后，便定策大治海军；9年之后甲午战败，马关签城下之盟，乃有那书生救国的戊戌变法；而到了世纪之交的庚子国变之后，则是这个王朝垂死前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清末新政……
纵观清末历史，所有这一切的救亡之策，却无一不是丧师辱国后的亡羊补牢，而却未有一次能算作是兵祸来临之前的防微杜渐！
林义哲眉头微蹙，把手中的怀表向眼前又拿近了些，那炯炯的双目随即死死的盯住了那根快速移动的分针。
时不我待啊！但，如果清末新政乃是施行于庚子国变之前，更有甚者，若李鸿章当年在《筹议海防折》中所定的“变法”之策能得以全面铺陈并持久行之，那是否可以扭转自甲午战败后绵延近半个世纪的国势倾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