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三一章 鏖战淞沪——力行（第2 / 2页）

刘健群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宣传和教化所能解决的，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完善，内容不充实”。他为此谈到，要铲除腐败，一方面，党员之间不应贫富悬殊，以至引发同僚的失衡，进而导致腐化；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工作、灾病，“都应该永远有保障”。在刘健群看来，这么一来，腐败也就根绝了。

正因此，举凡遗产、田租、股权收入、高薪，都是腐败之源，“新成员应把超过团体规定的财产全部交给团体”；与此同时，刘健群的目光也投向了成员的日常生活。他说，无论灾病、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还是自身的养老，“所有必要开支……都将由团体支付”；他表示，“以这种方式，团体成员‘绝不会发财、也不会挨饿’”。他并且认为，这么做，“能保证精英们合格的革命献身精神，并防止旧国民党最严重的症状，即腐败”……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想起“公社”、类乌托邦的实践。五四前后，公社理想曾席卷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以工读互助团为象征，在北京、上海等地，一度出现了几十个公社。但没有一个公社能维持一年以上。

又何止于此？刘健群认为，私有财产观念与家庭、与几千年的中国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为此，国民党应以青年为主体，杜绝一切老朽的、陈腐的、没落的分子；作为崭新的中国要素，海外华侨不受旧观念旧礼教的束缚，“应占党员……一半以上”；在他们的感召下，在国民党内部，“与同志的关系高于一切，几倍于弟兄亲属之爱”……

凡此种种，更让人想到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脉络。以谭嗣同为例，他不是认为五伦中唯“朋友”为真么？以孙中山为例，他不是认为只有海外华侨，才是新中国的希望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例，他们不是曾赞助过工读互助团，试图以公社的、“无私产”的乃至无家庭的实验，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崭新的世界么？……所有这一切，在1931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年仅29岁的青年文人的思想资源。他并试图杂糅这一切，将之引入政党学领域。

1930年春天，南京政权风雨飘摇，与此相反，在闽赣交界的大山，一群群目不识丁的青年纷纷加入朱毛的队伍。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楚：是民众愚昧呢，还是“官逼民反”？

对苏区、江西社会略作了解后，刘健群很快发现，朱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赋而言，甚至重于政府。但一是注重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令行禁止。对山民而言，负担虽然也重，但“仅纳正赋”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朱毛。

与此相反，在国民党辖区，地方征敛花样百出，各级衙门雁过拔毛，被称为“见物即税、无人不捐”。在九十余种附加税之外，以宜丰县为例，一年之内仅道路捐就缴纳三次，分别为“省道捐”、“石子捐”和“桥头堡捐”；以临川县为例，甚至小学校长也能自立名目，开征“布捐”……

有一次，在和他的朋友宣介溪交谈时，宣介溪一脸苦笑地告诉他，在和许多普通百姓交往时，“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

刘健群为此激愤不已。这一年他的日记记载：“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剿匪屡屡失败，地方整理遥遥无期……我们必须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于党的失败”！……

1931年秋天，也是以这些思考为出发，刘健群在南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仅有六名成员的团体。这个团体有一个朴素而清新的名字，“布衣团”。几十年后，面对易劳逸教授，已年近古稀的刘健群谈到，“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成员的个人财产”。

又何止是布衣团、公社式反腐？也是1931年，一本名为《法西斯蒂真相》的小册子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了，它很快进入了刘健群的视野。是这本小册子，连同刘健群澎湃而狂乱、清新却荒诞的思考，不仅左右了布衣团的未来命运，它也伏笔着千里之外的力行社，此后几年不可承受的悲欢与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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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宁粤分裂、七省大水，刘健群的语气更加苦涩、低沉：“这决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只要好好想一想党曾经分裂过多少次，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不能扑灭赤祸……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根本整治不可的地步！”

那么，国民党何以沦落到这个地步呢？还有没有办法挽救党，乃至使国民党再次焕发生机呢？

刘健群的思考，由此渐入深沉。

刘健群认为，朱毛财政的取法公平、“令行禁止”，源于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那些青年抛家舍业、朝不保夕，自然不会有什么私人财产观念，也就不会贪污腐化。这么一来，不仅杜绝了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征敛也不会引发民间的怨恨。

在刘健群看来，吏治的万恶之源，正在于私人财产观念。那么，对执政的、有家有业的国民党员来说，又该怎么根绝他们的贪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