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79章 诗人与官人（第1 / 1页）
苏轼1092年在颍州，仅半年，来去匆匆，没啥政绩，推动了颍州西湖的建设，当然也忘不了颍州苏堤。颍州半年后，苏轼知扬州了。苏轼在扬州也仅半年，苏粉则赞其在扬州时间虽短，但努力革新鼎故，做了几件深得人心的好事，给扬州留下了历史文化，并对之后扬州历史文化的走向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说苏轼为民请命，为农民历年的“积欠”而伤心。
呵呵，苏轼，有门道，历年积欠是前任官吏的“积欠”，一，不干我事；二，用你生事。苏轼一到扬州，就请求朝廷暂时停止催欠，奋笔疾书，写下了《记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状文写好后，他担心延误时间，立即命吏卒策马上路，昼夜兼程，送往京城，当时执政大臣以边陲用兵，国家财政紧缺为由，不同意免除“积欠”。扬州附近的几个州瘟疫开始蔓延。有的地方死人不少。苏轼面对现实，心情越加沉重，他不顾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影响，再次上书，他说：臣访问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为鬼腊。苏轼这篇《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揭露了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一直到七月，皇帝诏书终于传来：“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苏轼为民请命终于取得成功。虽说各种积欠并没有免除，只是放宽期限一年，但老百姓也可以喘一口气了。苏粉们说，此消息在扬州传开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苏轼也很激动，有诗为证：民营吏无德，岁美天有道，诏书免积欠，父老颜色好。
这里，从官品言，苏轼此人，真不是好官。从微观看，别以为为一些百姓免除“积欠”是做善事了，其实，这是在做恶事！“积欠”，并非人人“积欠”，而是贫佃农等在“积欠”，许多勤劳持家的、辛勤劳作的无“积欠”的中产阶级类农户，在苏轼的免“积欠”的政策中没有获益，相反会被奚落嘲笑，任劳任怨的美德备受打击。而这“积欠”的获益者，有了消除“积欠”的新思路，并期望着不断获益，则滋生了一大堆偷吃懒做的低能儿和无赖汉。从宏观看，朝廷调你知扬州，就是想让你把扬州的事办好。你倒好，反过来又向朝廷伸手了，要政策，要钱粮，跟在杭州一样，搞了个西湖疏浚，理所当然地向朝廷索取。这种人，朝廷会喜欢吗？请注意，这杭州和扬州，在当时，都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都伸手了，这示范效应一普及，就该改朝换代了，皇帝会舒心吗？所以，仅仅半年，苏轼又被调走了！
之前，朝廷中，有一风闻苏轼在杭州五六里的苏堤谎报三十里的监察御史叫黄庆基的就弹劾了苏轼，说他：“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这里说说黄庆基，他字吉甫，又字世伦，号灵南，江西金溪黄坊村人。黄庆基与王安石同学，深相亲爱，时有诗词唱和，王安石有《送黄吉甫归金溪》一诗，脍炙人口，于金溪影响极大，诗曰：“还家一笑即芳辰，好与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兴往，相邀锦绣谷中春。”王时安石欲行新法，黄庆基因观念不同，就反复劝说好朋友王安石，论其不可，至于涕泣而下。所以，黄庆基其人是个很正直的人，且不论其政治立场，不徇私，不舞弊，其人品好，官品好，大公无私。
萧仙儿完全清楚，苏轼其人，不管其诗文如何好，不管其日后有可能如何升迁，一切，跟王木木相比，掌握的资源，生活的质量，人生的前途，采掘的前景，人品官品，年龄相貌，等等，都差之甚巨。所以，自己绝对的不会去舍近求远、舍优求劣，自己一定要抱紧王木木这条大腿，无怨无悔，永远不改。萧仙儿想，这苏轼，现在，于我已无利用价值，这耶律素帖和赵福等死士于我也无所谓了，我在流求，只有两丫环，今后用不了你们这些死士了。过去我用你们，也只是想表达表达我有实力，并不想对王木木有所伤害，所以，耶律素帖和赵福，对不起了，我要抛弃你们了。
萧仙儿找上了王木木，说有要紧事情，就把她估计耶律素帖和赵福等人要去截留何正臣和伤害何正臣事告诉了王木木。不出萧仙儿所料，王木木惊讶之余，对萧仙儿掬躬作揖，表示自己代何正臣、代朝廷、代金国人民向萧仙儿致谢。
王木木闻讯后，马上致电杭州理工院的哈佛学生兵和扬州扈家庄的哈佛学生兵，要他们分头出击，一去西南方向的洪州，一去正北方向的汴京，阻止杀戮，打击犯罪，匡扶正义，保驾护航。
安排好了何正臣的事，王木木万分感概之余，与完颜焘萍又聊起了苏轼苏东坡。
王木木说：“丫头啊，其实，在我前世，我也很敬佩苏轼的，他的诗文确实不错。人说，中国有三大诗人，屈原，李白，苏轼。屈原的东西太古了，且不说他，而李白和苏轼的东西我都很喜欢，可自己一穿来宋代，一接触到这个苏大胡子，呵呵，胡子，你们女真人不是把强盗有称为胡子的吗？这个苏轼，可真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人，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他很任性，任性得蛮横；他也很放纵，放纵得看似浪漫，其实是相当的无赖还加腹黑。唉，我也不想，我怎么会想到，穿越千年，居然跟中国人一向推崇的大文豪苏轼给杠上了呐？”
老爸，我认为，此黄御史之言甚切，苏轼其人，确是言伪，确是行僻，也确是富智，故其常能惑众，常能饰非，以小人之身窃位而成像模像样的君子。所以，朝廷对苏轼有了一定的认识后，就没让他如愿去越州（浙江省绍兴），而是让他去了定州。1093年的定州是北宋王朝名副其实的边地，面积也要比现在的定州市大许多；定州路统辖定州、保州、深州、祁州、永宁军、顺安军、安肃军、广信军，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保定大部和石家庄、衡水一部。是个乱地、凶地、贫地。
苏轼不想去那危险吓人的定州，曾放胆的第二次请求去越州，无果后，苏轼铁了心，不再努力，却装傻仍滞留京师（呵呵，这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光辉形象吗？）。苏轼后来去定州，是被亲政的赵煦下诏严词催赶了走的，所以，苏轼，别说官品，就是基本的人品也成问题，挑肥拣瘦，阳奉阴违，嫌贫爱富，贪生怕死。
到了定州，已是金秋十月。其时，苏轼身上实的虚的头衔有数个之多，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总之定州的军政大权一时都归于他一人之手。苏轼去的定州，情况不容乐观，天灾几乎让这里一年收成近无，更糟糕的现实是“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贪污成风，饮博成习，将吏久废上下之分……百姓们都眼巴巴看着呢，这个一把手不好当啊。
苏轼怎么办？懒散了一阵后，苏轼行动了，10月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11月再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转过年，正月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2月上“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3月上“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呵呵，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官，不事改变现状，不思改革变法，不作发奋图强，不去根除弊端，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工作计划，老花头，向上伸手，要度牒，要政策，要钱粮！所以，无论是谁，换了你做皇帝，你喜欢这样的伸手知州吗？其实，宋朝的皇帝，在凶狠度上，真是很弱于汉唐和明清，这种踢足球的知州，赢得了不少苏粉的拥戴，却伤害了国家的根本，助长了刁民的惰性。所以，继而，苏轼“罢定州任”，贬谪“饮食不具，药石无有”的英州，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的。
所以，老爸，苏轼这人，或说苏轼这官，这官品真是很不咋的。他的文才，给了他不少机会；而他的人品和官品，又毁了他的一生。这些年宋国朝廷的党争，先是如两公鸡打鸣，你声高，我更高，比嗓门，惊天动地，争取听众；后是升级成了斗鸡，你凶狠，我更恨，争取观众，你死我活，抛头颅洒热血了。所以啊，如果啊，今天，苏轼要是就站在我的跟前，我一定刮着他的鼻子告诫他说，大胡子，听好了，你若二世投胎，注意了，请小心你的党争，因为它会影响你的立场；请小心你的立场，因为它会影响你的思想；请小心你的思想，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行为；请小心你的行为，因为它会影响你的习惯；请小心你的习惯，因为它会影响你的性格；请小心你的性格，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命运……”
完颜焘萍翻了眼白眼，说：“王爷老爸，我是学考古的，一具尸首挖出，一个人物出现，如何看待，怎样评价，当然得分主次。你说的屈原，李白和苏轼，这三人，屈原就不说了，咱们就来比较比较李白和苏轼。李白是谁？一个诗人！李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流传至后世的有一千多首。而李白在政治生涯上，只是在其晚年（公元742年），因贞洁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他当了皇帝的侍从，算是人生第一次做官了，但也只是名誉性质的虚职，并无职权，更无实管。后因不能适应官场环境，在京仅两年半，就赐金放还，离京开始了云游四方的漫游生活。所以，看李白，一生好坏，是该看他的诗文。他是诗人，诗文好，就是李白好，无关于官场。
相反，苏轼的一生。自嘉祐六年（1061年）其出道，应中制科考试，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守孝三年后，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任密州（山东诸城）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任徐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任湖州知州；同年获罪被贬黄州（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1085年，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被召回朝，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任颍州太守；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如此种种，李苏相比，李白是诗人，苏轼是“官”人。所以，看李白的好坏，是看他的诗文，而看苏轼的好坏，该看他的官品。苏轼此人，其一生在为官、求官、做官，所以，苏轼的主流是官人，而非诗人。看苏轼的一生，各种头衔，相当繁复，但去除了不能代表他的意愿的副职和虚职外，也就是任湖州知州、杭州知州、扬州知州、定州知州四个实职。而苏轼在这四州当老大时，从官品上看，他是很不合格的。
苏轼在湖州知州任内，到任之时，恰逢湖州久旱不雨，后来又久雨不晴。这湖州，乃水乡。南郊碧浪湖，莲田芙蕖，苏轼是累次泛舟，游赏不厌：“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可就是对水利不放心上：“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意思是宁愿闲坐着看河水向东流淌，也不愿开工水利工程。
苏轼不愿从事水利，因为那是劳力伤财的事，他走捷径了，听了佛印神棍的话，对于湖州的先旱后涝，他两度率领僚属、百姓，到弁山脚下的黄龙洞祀求黄龙显灵。这种官，不相信领导，不相信群众，也违背了儒家不信鬼神的原则，不肯脚踏实地的做些实事，而是烧香拜佛，寄托虚妄；像宋徽宗一样，汴京被困，不思战斗，反去烧香。幸好，此时，还非宋徽宗做大，所以，没多久，他苏轼就被朝廷逮进京了。
苏轼在杭州知州任内，主要政绩，也是他一生最能夸口的政绩就是疏浚西湖事了，其实其中是做了不少荒唐事。这些，前文已有阐述，这里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