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七四章 钢铁大道不归路（第1 / 3页）

关卓凡现，二十一世纪，多少在网上痛斥晚清统治者“丧权辱国”的愤青。骨子里其实保守得可怕。不要说改革制度了，就是一个称谓、口号的变化，都能够引起他们铺天盖地的反对。理由嘛，说到底，无非“我泱泱中华，文明器物，啥没有啊？为什么要求诸野蛮腥膻之外夷？恶心！”

这种口吻，和“不可变乱祖宗成法”，有任何区别吗？这种人，如果生在晚清。百分百会成为改革的最有力的反对者，成为他们痛心疾的“丧权辱国”的真正始作俑者。

嗯。混得好的话，拿来做清流，可能是好材料啊。

改革？真心难！

略略走题了，回到慈禧身上。

关卓凡和慈禧之间的关系，生了质的变化；慈禧本人，又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关卓凡考诸于史，有这么个看法：原时空的御姐，再怎么能干，说到底并没有真正具备完整的“改革”意识。∽↗

这不是慈禧一个人的问题。

“改革”的前提，是真心实意的承认自己落后了，并且是全方位的落后。原时空，“同光中兴”的数十年，清朝的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人才辈出，但几乎没有人，肯真正戳破这层窗户纸，不论是在台面上，还是在私底下。甚至，静夜独处，以口问心之时，大约亦如是。

因此，就弄出了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说法，最多是承认“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可是，尺再短，寸再长，尺不也比寸长吗？

在缺乏真正的改革意识的同时，慈禧也缺乏基本的工业化概念。

“基本的工业化概念”，大约比“真正的改革意识”还要难，关于工业化的许多概念，大多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并不十分明确。

近现代工业这个东东，在晚清统治阶层的脑海中，由始至终，没有完全脱出“奇技淫巧”这个路子。

曾国藩曾经跟关卓凡说过：“今视洋务，有事有权，权则操之总署，事则不离口岸，而口岸之中，则又以上海为重。”话里的意思，跟关卓凡当时所想，完全一样——京城保守势力强大，不是办洋务的好地方，真正推动洋务的展，还要靠地方上的自强。

这个说法，是保守派能够接受的极限，于是，改革派就只能在“寸有所长”上下功夫，顾不上自己“尺有所短”了。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就只能在新旧两派的夹缝间，勉强蹒跚前进。

关卓凡并无意苛责前人。以中国体量之巨，文明制度惯性之大，在没有任何成功模板——指的是老大农业国成功蜕变为近现代工业国——可以学习的前提下，慢慢摸索前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我们没有可能不支付不断试错的代价。

不然，即便大方向走对了，可如果步子迈得太急、太大，不但会扯着蛋、撕着胯。会摔跤、翻车。甚至会一个收掣不及。滚下悬崖，粉身碎骨，再无翻身之日。

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历史现实，不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