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一章 居士支谦译佛经 曹丕禁复私仇诏（第1 / 1页）
而让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的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也可以说复仇之风的重新兴盛源于汉武帝。至于说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对法律造成了冲击，很好理解。血亲复仇毕竟是原始的暴力，如果人人都可以随便复仇的话，社会秩序就很难稳定了。所以需要法律来规制人民。让人民通过法律来寻求公正，一方面利于维持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也利于社会稳定。而西汉儒家对孝的过份推崇和演绎导致血亲复仇的重新兴盛，使得公权力的统治地位不再如从前那样强力。社会不以触犯法律为耻，反以手刃仇人自己掌握仇人生死为荣，当然是对法律的巨大冲击了，这便是儒学给当时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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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支谦于吴始译佛经，毕生共译出佛经四十九部（一说三十六部四十八卷，一说二十七部），主要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首楞严经》、《慧印三昧经》、《老女人经》、《大阿弥陀经》、《瑞应本起经》等。并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
支谦，大翻译家，字恭时，一名越，祖先为大月氏人，其祖父法度汉灵帝时率国人数百归汉。汉献帝末年，支谦从洛阳与乡人避乱先到吴武昌，后到建业。孙权以其为博士，使辅导太子登。
支谦自幼学习中国书典，后从支谶弟子支亮（字纪明）学习佛教，博览经籍，莫不精究，通晓六国语言，多才多艺。与支谶、支亮名著一时，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支谦细长黑瘦，眼多白而晴黄，时人语曰：“支郎眼中黄，身躯虽细是智囊。”是有“智囊”之称。后来，支谦隐居穹隆山中，从沙门竺法兰受持五戒，所交往者均佛僧，不参与世务，后死于山中。支谦才学深澈，内外备通，故所译经文丽简略，多用意译，译文又力图适合汉人习惯，如将人名“须菩提”译为“善业”，经名《摩柯般若波罗密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等。重大哲学概念也多来自《老子》；但过分追求文词美巧，不免偏离原著，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在三国两晋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当时复仇之风兴起，严重影响人口的增长，233年正月，魏帝曹丕作《禁复私仇诏》，以族灭这种严苛的刑罚来加以约束。谓“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
魏、吴交战的同时，孙权派太中大夫郑泉到白帝城去见刘备，欲与蜀重修旧好，争取有利时机做出相应的调整。
郑泉字文渊，陈郡人。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要是能有美酒，装满一大船，船的两头都放上酒，我累了就到船上，喝了这边喝那边，酒少了就添，这才快乐了！”
孙权以之为郎中，然时常直言顶撞孙权，孙权问：“卿好於众中面谏，或失礼敬，宁畏龙鳞乎？”郑泉回答：“臣闻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无讳，实恃洪恩，不畏龙鳞。”后来侍宴，郑泉在酒宴上惊吓了孙权，左右立即押往有司治罪，郑泉不时回望，孙权将其呼还，并笑着问他：“卿言不畏龙鳞，何以临出而顾乎？”郑泉说：“我知道您爱护我，是不会将我处死的，将出门时，感受到您的威灵，不能不回头啊。”
郑泉出使蜀汉，面见刘备。在这之前，刘备给孙权写过一封信，刘备给孙权的要求是承认汉朝昭烈皇帝这一名分，孙权看后感叹道：“刘备引咎自责，请求和好，之前把他们叫做西蜀是因为汉献帝尚存，现在汉朝废了，他还是以汉中王自称吧。”
孙权认为称呼刘备为汉中王比较合适，而事实上刘备此时已称帝，说明孙权只承认其王位，不承认其帝位。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奉谁为正朔的敏感问题，如果承认刘备为汉帝，那么刘备就是正朔，孙权的吴王之位是曹丕所赐，岂非成了乱臣贼子？如果奉曹丕为正朔，那么刘备就成了篡逆，自己怎么能和篡逆之人建立联盟呢？还有一个就是外交地位平等的问题，如果承认刘备称帝，孙权吴王的身份就低了一等，所以只能承认刘备的汉中王。
说到这个复仇之风又一次的兴起，这是因为和汉武帝所尊崇的儒家有关。《孟子·尽心下》有云：“吾今而后知杀人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意思是“我现在才知道杀害别人亲人的严重性。杀了人家的父亲，人家也会杀他父亲；杀了人家的哥哥，人家也会杀他哥哥。虽然不是他自己杀了父亲和哥哥，但也只差那么一点点了。”
可见，复仇现象在战国时期很普遍，所以要追溯复仇之风的兴起，那可以上至原始部落时代的血亲复仇。上古时代由于社会制度并没有健全，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维护社会稳定，部落战争或部落内部斗争引发的仇恨很难通过公权力来求得公正（当时甚至没有公权力的存在）。解决仇恨的办法就只能是血亲复仇。所以复仇之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就是盛行难断的了。
后来到了秦朝，秦以法家思想一统天下。法家思想追求皇帝个人的绝对独裁，不允许国家里有人可以代行皇帝的权力。“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对于追求绝对权力的皇帝来说，杀人这样性命攸关的权力应该由皇帝来掌握，只有皇帝才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血亲复仇无疑是对皇帝权力的蔑视。况且，秦国经过大战一统六国，急需休养生息，增加人口，盛行的复仇之风极大影响人口的积累。所以崇尚法家思想的秦朝是严厉禁止血亲复仇的，必须依法办事。
可是汉代秦以取天下后，经过初期的黄老之学，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朝的指导思想。儒家讲究以礼治天下，而“孝”是伦理的核心道德。对于皇帝来说最重要的“忠”便是以“孝”为基础的。所谓“君父”、“臣子”、“父母官”便可见，儒家是以孝及忠及顺，以小家之礼推而广之约束天下。所以孝对于儒家来说，是最基本的道德。
汉儒对“孝”这一概念的发展，以孝治国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原来孔孟的孝，是“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微谏不倦”。而孝道在西汉逐渐演变成子女对于父母的无条件的服从。西汉的孝要求子女盲目的尊敬顺从父母。所以导致了西汉厚葬成风，也间接导致了对于孟子所说的手刃杀父杀兄之仇人得复仇之风的重新盛行。不如此便不能慰怀或者表达对父母兄长的孝敬之心。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孙权自己想称帝，一直以来的努力奋斗都是为了实现张纮、鲁肃提出的称帝目标。联系到后来孙权称帝时也是以延续汉祚自居的行为来看，此时孙权应该有了称帝的念头。
郑泉到白帝城后，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刘备此处只是问了郑泉，孙权为什么不回信，是不是认为我称帝不合时宜？并未涉及其他内容，是否有如孙权所说“已深引咎，求复旧好”，不得而知。照常理推测此信应该没有恶意，不然孙权不会以此为由头派使者拜访刘备。
郑泉按照孙权的意思向刘备答复道：“曹操父子欺凌汉室，最后篡位，殿下既然是汉室宗亲，就有维护汉朝正统的责任，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自命天子，不符合天下大义，所以，我们吴王没有回信。”
刘备听后便知道了孙权的意思，遂派太中大夫宗玮至吴回报，吴与蜀汉间又恢复了关系。郑泉临死时，对同伴们说：“必葬我陶家之侧，庶百岁之后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
公元222年，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编成，此书是曹丕诏刘劭、王象、缪袭、桓范、韦诞等诸儒集以三阁藏书为依据，将儒家经典著作按照内容重新分类，集编而成。全书有40余部，计800余万字，辑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开创了利用国家藏书编撰百科全书类的文献总纂的先河，为“千古类书之权舆”。因以“宜皇王之省览”，故名《皇览》，藏于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