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章 张仲景痛斥庸医 因伤感作蒿里行（第1 / 1页）

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大瘟疫时代。关于瘟疫的起源，据说是源自两汉征讨外族的战争。《汉书》中记载了一名匈奴俘虏的话：“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今人认为，这一记录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动物，向汉军传播传染病的情况。当时，被后世称为“医圣”的长沙太守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南阳人）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可笑的是，因为大病流行，有些医者甚至只开药，不看病，雇几个伙计，有人来看病就只开同一种药，自己不用费神就把钱往口袋里赚。张仲景对这些只知道赚钱的缺德医生和毁坏医生名誉的现象感到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着《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然而仅凭张仲景一人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在这方面，着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着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着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着名的上层人士，如着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稍后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后汉书·五行志》留下几行极简略的记载，使后人知道除了战争外，还有一个瘟神同时肆虐。该书记载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的十次大瘟疫，即119年会稽大疫；125年京都大疫；151年京都、九江、庐江大疫；161年大疫；171年大疫；173年大疫；179年大疫；182年大疫；185年大疫；217年大疫。这十次瘟疫，最集中的是灵帝在位15年间，共达5次，也正是黄巾贼大起义前夕，民不聊生的时候。正所谓祸不单行，大疫又兼大兵，中原地区陷入极恐怖的状态。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三世纪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更甚至出现“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着名的《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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