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二章 贾诩献离间之计 虎豹骑战胜关中（第1 / 1页）
直至朝议完结后，曹丕离开议堂，特地引见程昱，向其询问：“您似乎言犹未尽？”程昱方才表示：“所谓‘可以自行下决定’的制度，是指面对临时之急，需要尽速立定决策的时候，才可以实行的。如今反贼已经被贾信制服，此事不会突发太过急剧的异变。因此老臣才不希望将军急于自作主张，做出专制的事情。”曹丕这才明白程昱的苦心，叹道：“程君真是考虑得十分周到啊！”他即时将河间叛变一事向曹操交代。又有居府长史国渊奏明曹操，建议对非首要分子，“请不行刑”。曹操果然下令不诛降者，使的这千余人都得以保命。后来，曹操听到程昱的建议，非常高兴，说：“你不仅明了军事策略，还善于处理别人父子之间的关系。”
苏伯、田银起义，共有七路兵丁讨伐，从记载的国渊、贾信事迹来看，曹魏政权对农民起义并非全部剿杀，而是平定即可，降兵尽收。这样，一来可避免激化社会矛盾，防止损失过多人力，二来可借机补充兵源，壮大队伍。这一策略，其实也是曹操的起家法宝之一。当初，曹操打败黄巾军中的黑山军，就曾收降卒三十余万，将其中五六万精壮士兵组成青州兵，曹操始成一路诸候。及至其后，青州兵始终是曹魏政权的精锐部队。相比之下，其他诸侯镇压黄巾军时，往往大肆杀戮，如袁绍讨黑山军，先后“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公孙瓒讨黄巾军，在东光县“斩首三万余”。河间郡所在的冀州一带，历来是农民起义的高发地区，曹魏集团对农民起义的相对宽厚态度，既是百姓之福，又是其政权巩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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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韩遂、马超等在春季三月时，就在潼关屯集十万大军，加之用于长途输送粮草的人力，关中各部，当年的农业生产几乎全废。此时秋季已过，冬季将临，关中各部却征收不上来新粮，全军有断炊之虞。于是关中联军为免作持久战，只好割地、送子质请和。谋士贾诩认为可以假装答应他们，曹操问他有何计策，贾诩说：“离间他们就可以了。”曹操明白他的意思，便应许联军的请求。
韩遂作代表与曹操相见，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在同一年被推荐为孝廉，又与韩遂是同辈，曾有交情。当二人会面时，在马上不谈军事，只说当年在京都的旧事，拍手欢笑。联军好奇，纷纷前来看曹操是什么人，曹操笑着对他们说：“你们都想看曹某吧！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巴，只是较多智谋罢了！”又在一次会晤之中，曹操一反原先一贯示弱于敌的作法，突然列出五千铁甲骑兵，阵列森严，“精光耀日”，关中各军，无不为之震慑惊恐。
会面结束，马超等问韩遂：“曹公说了什么？”韩遂却回答：“没有什么。”马超等对韩遂的态度十分怀疑，担心他与曹操私下联系。过了几天，曹操给韩遂书信，信中却故意在多个言词上涂涂抹抹，改来改去，就像是韩遂改动一样；马超等疑心愈来愈大，曹操便趁此时与联军约定决战。
离间计刚刚施用完毕，曹操立即与马超、韩遂等约期会战，而马超、韩遂等也急于结束对峙状态。曹操先以轻兵前往挑战，大战了很久，等到双方力竭之时，曹军又以虎豹骑夹击联军，联军大败，曹军斩杀了成宜、李堪等人。结果韩遂、马超、梁兴败走凉州，杨秋则前往安定，程银、侯选南入汉中投靠张鲁。渭南之战到此结束，关中铁骑，被曹操轻兵拖垮，后以虎豹骑重击之，败于虎豹骑蹄下。
十月，曹操从长安出发，向北讨伐杨秋，包围安定。杨秋投降，曹操恢复杨秋的爵位，让他留下来安抚部众。
韩遂、马超叛变朝廷时，弘农、冯翊属下的县邑多起来响应。河间人田银、苏伯借此时机，于当地叛乱，并煽动邻近的幽州和冀州。曹丕本打算亲自讨平，给自己的履历增添些光辉，但常林劝道：“我曾任职博陵、幽州，对于贼寇的情况，是可以猜测推断的。北方的官吏百姓，崇尚和平安定，厌恶战乱，受教化已久，安分守己的占绝大多数。田银、苏伯乃乌合之众，阴谋虽大但才智不足，难成大患。如今我军主力远离京师，外面又有强敌，将军在此坐镇天下，如轻易出兵远征，即便取胜也不算大智大勇。”曹丕点头称是，便派将军贾信前去讨伐。曹仁被任命行骁武将军，都督七军讨灭叛乱，轲比能率领三千余骑随阎柔进攻田银。
马超在渭南战败后，逃到了凉州上邽（今甘肃天水市），郡人任养率自己的部众迎接马超。曹操追剿到安定，听说苏伯在河间反叛，便有意“引军东还”。这时，杨阜正作为使节在曹营，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黥布的勇猛，极得羌、胡等民族的拥戴，西部边境的人都敬畏他。如果您的大军回师后，不作周密准备，陇上诸郡恐怕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曹操认为有理，就以关中战事为重，然而胜利之后，还是没有来得及做周密的部署。
十二月，曹操从安定班师，留夏侯渊驻守长安，任命议郎张既为京兆尹。张既用怀柔的政策招集流亡在外的难民重返家乡，兴建恢复县城与村镇，受到百姓的拥戴。当时汉兴郡太守职位空缺，曹操问计于张既，张既则向曹操推荐游楚，称赞其文武双全，曹操听从，便任命游楚为汉兴郡太守。后汉兴郡并入扶风，游楚便转为陇西太守。
平定河间的叛乱后，还剩一千余人，请求投降，参与讨论的人都说：“曹公从前下过命令，凡是被包围后再投降的，一律不赦免。”
程昱却说：“以前之所以要诛杀投降者，是因为当时局势动荡，天下大乱，攻打贼人时采取‘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方针，目的在于向其它乱党显示不尽早投降的后果，让所有敌人都感到惧怕，未围先降，那以后用兵便不需要动辄围城。如今天下形势大致已经安定，而且今次的战事是发生在领土之内，这些都是不成气候的贼众，杀了他们也没有可以示威示惧的地方，失去了以往诛降的策略意义。因此我认为这些降兵不可诛杀；即使要诛杀他们，也要先询问曹公的意见。”可是当时的大臣都说：“军事方面我们可以自行下决定，毋须事事向曹公启奏啊！”程昱闻言后，不再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