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零章 荀悦提六主六臣 苦寒行袒露内心（第1 / 2页）

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曹操亲征壶关，过羊肠坂（南起河南沁阳市常平村，北抵山西泽州县碗城村，全长约4公里。这里是太行陉的最险要路段，辖古京洛要道之咽喉，因其在山间崎岖缠绕、曲曲弯弯、形似羊肠，故名）。这时，正值天气严寒，要越过太行山，行军异常艰苦。在行军途中，曹操触景生情，写下《苦寒行》一诗。诗中描写苦寒行军的艰辛，和从征战士对家乡的思念，还抒发了他削平群雄，实现统一的愿望。全诗如下：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荀悦还提出了“六主”、“六臣”的概念，所谓“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所谓“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以两汉各代君臣为例，分析了在这些标准下划分的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影响，同时深入探讨了不同品类君臣产生的原因：“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无罪之罪，忠臣置之。”（《杂言上》）荀悦关于君臣“二难”、“二罪”的分析，是客观反映了现实中的君臣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主贤臣所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

荀悦对于君臣的品评，自有其深意在，着意于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不同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与国之兴亡密切相关的。从先秦时起，对君臣类别的品评即已开始，在这些品类中，以《管子·七臣七主》篇的品分最为详细。文中以君主对法的态度、立场和实行情况为标准，把君主分为七种：申主、惠主、侵主、芒主、劳主、振主、亡主。

荀悦对君臣品类的划分，与《管子》一书对君臣品类的划分相比，更着意于不同品类的君臣对于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国之兴亡的密切关系。出现这种不同，是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后，君主的才能、品性更密切的和国之兴衰联系在一起。同时，臣对君的依附性也在加强，臣的独立性逐渐丧失，进而成为君权的附属，此时的君臣关系，与先秦时裂土分封下的天下共主与各诸侯王的关系相比，无疑更为密切。君臣的不同品类，也无疑更为密切的和国之兴衰联系在一起。

荀悦论君、臣的差别，同论君、臣、民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他政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荀悦认为理想的君、臣、民的关系，是以君主为主导的三者统一体。

首先，“君臣互为依存”，荀悦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上下有交”。在君臣这对互为依存的关系中，君的作用是居于主导的。在进谏与纳谏过程中，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得最为明显。

其次，“君”与“道”发生冲突的时候，“从道不从君”，以道义制约君权。

再者，君为元首，民为手足，君民关系的处理与社稷存亡紧密相关。荀悦认为，“爱民如子”和“爱民如身”都不能算作“仁之至”，只有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才是真正的爱民之君。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所涉及的八个方面：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包括了功罪封赏，也包括了人物评价，最终归结于社会风气的养成。“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其中寄寓的是荀悦对于理想社会政治状况的追求。荀悦在《汉纪》一书中，对纲纪制度反复强调，希望通过“立制”来维护政治统治秩序。核心即是为了保证上下有序，不可僭越。荀悦所著《汉纪》、《申鉴》，都寓有资政之深意。唐太宗曾对《汉纪》有过一段评论，“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这既是对《汉纪》一书的总结，也是对荀悦政治思想的评价。

赵犊、霍奴等为乱幽州时，曹操率军救援。高干见曹操后方空虚，准备举兵叛曹，于是询问名士仲长统的意见，仲长统说：“你有做大事的志向却没有做大事的才干，喜欢招揽士人却不善于选择人才，这就是您要十分戒备的事情。”

高干向来自视很高，没有采纳仲长统的意见。不久以并州反叛，擒拿上党太守，举兵拒收壶关口，并密谋派兵攻打邺城，但被荀衍（字休若，荀彧三兄）发觉，以失败告终。曹操派乐进、李典率军征讨，乐、李二将虽连战连胜，但高干顽强固守，故而壶关久攻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