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宦官弄权良臣死 曹操感触隐故居（第1 / 1页）

还有司空杨赐，字伯献，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东汉名臣杨震之孙。其家族为东汉著名的“弘农杨氏”，一生曾七次为九卿之官，五次任三公之职，为灵帝朝重臣。杨赐在朝，曾屡次激言进谏。汉光和元年，灵帝因天象之异使宦官曹节等问以祥异祸福，杨赐直言相陈，说：“方今内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喧哗盈路，是以灾异屡见，前后丁宁”。其冬，又切谏灵帝停修园囿，皆无结果，因此却遭宦官忌恨，但因其曾为帝师，故终未罹害，幸而得以善终。

宦官们的贪欲是无止境的，这都是灵帝刘宏纵容的结果。

说起宦官，估计所有的人都会对其感到鄙视，认为他们不但在人格上不健全，心理上也有缺陷，为乱朝政，祸害国家。事实上之所以宦官能有如此权势，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东汉自汉章帝刘炟以后，戚宦之争未尝稍息。汉和帝刘肇十岁即位，太后兄窦宪专权，皇帝与朝臣隔绝，只能依靠宦官。公元92年，和帝用宦官郑众所掌握的禁军，消灭窦氏势力，宦官从此干政弄权。汉安帝刘祜初政，太后兄邓骘等掌权。待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邓氏势力，形成皇后阎氏兄弟阎显等与宦官共同专政局面。125年安帝死，阎皇后因太子刘保非亲生，废为济阴王，将他囚禁在德阳殿下，并与阎显定策立章帝曾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她遂临朝称制。刘懿当年即亡故，人心浮动，中常侍孙程联合王康、王国、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共十九个宦官在皇宫大钟下秘密商议，冲入省门，将江京一党就地斩杀，拥济阴王为帝（汉顺帝），并铲除了阎氏外戚，结束了外戚乱政的局面。

事后这十九人皆得封侯，宦官势力大增。东汉后期宦官如王甫、曹节、张让等大多干乱朝政，但是客观来讲“十九侯”并没有干乱朝政，而且后来还为朝廷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保全忠良方面也值得肯定。但是汉顺帝将宦官大量封侯，为后世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助长了东汉宦官势力的扩张。顺帝同时也重用外戚，拜梁皇后之父梁商、商子梁冀先后为大将军。冀跋扈专权，在顺帝去世后，连续立冲、质、桓三帝。159年，汉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合谋消灭梁氏势力，从此宦官独揽政权。

这近一个世纪的戚宦交替相争，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东汉中期众多皇帝昏庸不堪，沉迷玩乐，结果使皇后逐渐把持政权。且从和帝开始，所有君主皆年幼继位，使得太后可以利用“垂帘听政”的方法来控制政权，太后提拔其亲戚，结果外戚掌握了政权。皇帝成长后，太后交回政权，皇帝由于不满外戚专政，则与宦官合谋对付外戚，成功后结果宦官得势，皇帝身亡后，继位者又是年幼的皇帝，另外一太后又“垂帘听政”，结果恶性循环如此不断持续。

公元185年（中平二年），京师洛阳发生火灾，南宫被毁。宦官中常侍张让、赵忠等劝灵帝税田亩以修宫室、铸铜人。于是汉灵帝诏令天下，除正常租赋之外，亩税十钱助修宫室。乐安郡太守苏州人陆康（字季宁）上书劝阻，说：“从前春秋时，鲁宣公按亩征收田税，因而蝗虫的幼虫大量孵出，造成灾害；鲁哀公想要增加百姓的赋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不对。怎么能强行搜刮人民的财物去修造无用的铜人？又怎么能将圣人的告诫弃之脑后，自己去效仿亡国君主的作法呢？”宦官们攻击陆康援引亡国的例子，来比喻圣明的皇帝，是犯了亵渎皇帝的“大不敬”的罪过。遂用囚车将陆康押送到廷尉监狱。幸而御史刘岱仔细研究了表文后，上奏解释，才只以罢官返乡论处。

灵帝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运送京师，宦官从中为奸，刺吏、太守复增私调，层层克扣，百姓怨恨。此外又规定，刺史、太守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要交纳助军修宫钱，除授大郡者要交纳钱二、三千万。新官上任前，皆须先去西园讲定钱数。届时交请，或有无法交齐而自杀者。所立名目之多，闻所未闻，令人匪夷所思。故新官到任，必竞为搜刮百姓，聚敛财富以为补偿，百姓因此怨声四起。

汉灵帝胡作非为，混塞视听，想想当真可笑。然而这个时候，汉朝仍有清官，不过既然是清官，有汉灵帝在，早晚是要死的。

河内人司马直刚刚被任命为钜鹿太守，因他平素有清谦之称，故将他应交的数额减少三百万。司马直接到诏书后，怅然长叹，说：“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却要剥削百姓去迎合当前这种弊政，我于心不忍。”遂借口有病而辞职，但是未获批准。在赴任途中，他走到孟津，上书极为详细直率地陈述了当时的各种弊政，然后服毒自杀。

有谏议大夫刘陶（字子奇，颍川颍阴人）控制不住自己上书说：“天下先有张角之乱，后有边章之乱。如今西边的羌族叛军已在攻打河东郡，恐怕要越闹越大，威胁到京城洛阳的安全。百姓们只有许多撤退逃生的念头，而没有一点前进奋战以求生存的打算。西面的叛军日渐逼进，车骑将军张温孤军无援，假如疆场失利，败局将不可收拾。我深知这样反复上书，必将招致陛下的厌烦，但是仍然不克制自己，要继续向陛下进言，是因为我知道，国家平安，我也将从中受益；国家危险，我则会先行毁灭。现在，我再次陈述目前急待处理的八件事情。”这八件要事的主旨，是指出天下之所以大乱，都是因宦官引起。于是宦官们一齐向灵帝诬陷刘陶，说：“以前，张角反叛之后，陛下发布诏书，威恩并施。从那以后，叛乱者都已改悔。现在四方安宁，而刘陶对陛下圣明的政治不满，专门揭露妖孽一类的黑暗面。刘陶所言之事，州、郡并没有上报，他又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怀疑刘陶与贼人有联系。”灵帝于是下令逮捕刘陶，送交宦官控制的黄门北寺监狱，严型拷问，日益迫急。刘陶对代表皇帝审讯的使臣说：“我恨自己不能像伊尹、吕尚那样为明主出力，却与商朝末年的微子、箕子、比干三位仁人同一命运。如今上面滥杀忠良正直的臣子，下面的百姓则憔悴不堪，这个政权也不会支持很久了，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闭住气自杀身亡。刘陶为当时大才，曾著书数十万言，并有《七曜论》、《反韩非》等文集及上疏、赋、奏等百余篇。其含冤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又有司徒陈耽（字汉公，东海人）为人忠正，当初与曹操一同上疏陈说太尉许馘、司空张济一味取悦宦官，又收取贿赂，宦官子弟贪污者皆不见问，却将在边远十郡为清正惠民者二十六人举为民蠹，好人蒙冤坏人逍遥之事。灵帝见疏重责许馘、张济等，并将被举者二十六人皆任为议郎，陈耽因此得罪宦官。宦官们很怨恨他，加以诬陷，使他死在狱中。曹操正是因此大受刺激，隐归谯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