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3章 痒在某处怎么说（第1 / 2页）
向太后：“母后好记性，说得不错，欧阳修此人，一生也多坎坷。嗯，不过，母后啊，我们还是别发散，虽然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一文对我们对现状的判断很有借鉴意义，不过，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继续来议议这个苏轼吧！母后啊，你说，苏轼这人到底是有才还是无才？或只是个庸才？欧阳修时贬时升，仁宗皇帝也是量才录用，我们对苏轼，也该量才录用，时贬时升，是吗？……”
高太皇太后：“向丫头啊，这个苏轼啊，自孙儿煦儿登基，我们重用司马光等旧臣后，苏轼也从流放地回京城，一路飚升，这，都是我俩的主意。现在，出尔反尔，我俩又要贬他了，治他罪了，你不担心满朝文武背地里在笑话我俩？……”
向太后：“母后啊，常言说得好，要了面子，小心里子。对，我俩一直很心仪苏轼的诗词，欣赏他的文才，也让他作了高官。其实，我现在意识到，我俩的思维恐怕有些问题。是的，我俩重用苏轼，是爱才。其实，对任何人，我们都得量才录用，都该爱才。具体到苏轼，具体到他的才，我现在有点新的看法。我现在觉得，苏轼这个人，很复杂。他有才，但他也有点精神分裂，或说是双重人格，或说是有多张面孔，或说是术业有专攻。母后啊，说实在的，我是一直很敬佩苏轼的诗文的，他的诗词很美，有时仙仙的，写得如梦如幻。人说，中国有三大诗人，屈原，李白，苏轼。屈原的东西太古了，且不说他，而李白和苏轼的东西我都很喜欢，我也一直在拿苏轼去跟李白比，时日渐长，我觉得苏轼和李白，虽都是大诗人，但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尤其是在这次苏轼疏浚西湖事后。看看李白，他在政治生涯上，只是在其晚年（公元742年），因贞洁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他当了皇帝的文学侍从，算是人生第一次做官了，但也只是名誉性质的虚职，并无职权，更无实管。后因不能适应官场环境，在京也仅两年半，就赐金放还，离京开始了云游四方的漫游生活。所以，我们看李白，他的一生好坏，应该看他的诗文。他是诗人，诗文好，就是李白好，无关于官场。
而苏轼，其一生。自嘉祐六年（1061年）其出道，应中制科考试，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守孝三年后，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任密州（山东诸城）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任徐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任湖州知州；同年获罪被贬黄州（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1085年，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至此，我虽然不知道接下来苏轼会升会降会怎么样，但，想起来，大小他总是一个官。所以，儿媳认为，李苏相比，李白是诗人，苏轼是‘官’人。所以，看李白的好坏，是看他的诗文，而看苏轼的好坏，该看他的官品。苏轼此人，其一生在为官、求官、做官，所以，苏轼的主流是官人，而非诗人。看苏轼的一生，各种头衔，相当繁复，但去除了不能代表他的意愿的副职和虚职外，至今，他也就是任了湖州知州、杭州知州两个实职。而苏轼在这两州当老大时，从官品上看，他是很不合格的。
苏轼在湖州知州任内，到任之时，恰逢湖州久旱不雨，后来又久雨不晴。这湖州，乃水乡。南郊碧浪湖，莲田芙蕖，苏轼是累次泛舟，游赏不厌：‘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可就是对水利不放心上：‘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意思是宁愿闲坐着看河水向东流淌，也不愿开工水利工程。
集英殿内，两女圣人，谈古论今，拿着欧阳修说的高司谏，在比照着苏东坡。
高太皇太后：“向丫头啊，这个欧阳修会说啊，他在《与高司谏书》一文中，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他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欧阳修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欧阳修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欧阳修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岂可不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不可谓不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之犀利，语锋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层层蓄势，反话正说，笔触激荡，大有针砭肌骨的锋利。
如今比照着看，这个苏轼啊，也有‘三疑’之嫌。从他开西湖的《乞状》看，从他在西湖疏浚工程中的所作所为看，他，难道不是‘文名不彰’吗？难道‘品节问题’没有吗？难道不是‘判断有误’吗？……”
向太后：“母后啊，欧阳修这个人真会说，在文中，他用对比叙事，戳其贼貌。与其说欧阳修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欧阳修在心底潜隐着‘猩猩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更令人激愤不平。欧阳修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卑鄙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欧文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历历分明。作者在文中活画出高司谏媚骨十足、颠倒黑白的丑态和贼貌。
当然，今天我俩面临的问题与欧阳修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欧阳修是愤于高司谏对范仲淹的不作为、胡作为和反作为。而我俩今天是愤于苏轼对西湖的不作为、胡作为和反作为。苏轼于西湖，你既然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你就好好地去‘开’呗，干吗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五六里长的苏堤说成是三十里，杭州没有灾荒却谎报灾情，西湖没那么多活计都要花那么多的钱粮……”
苏轼不愿从事水利，因为那是劳力伤财的事，他走捷径了，听了佛印神棍的话，对于湖州的先旱后涝，他两度率领僚属、百姓，到弁山脚下的黄龙洞祀求黄龙显灵。这种官，不相信领导，不相信群众，也违背了儒家不信鬼神的原则，不肯脚踏实地的做些实事，而是烧香拜佛，寄托虚妄……”
高太皇太后：“慢！向丫头，既然如此，从你说的苏轼在湖州对水利消极怠工的样子，那么苏轼为什么到了杭州要《乞开杭州西湖状》了呐？……”
高太皇太后和向太后正说得起劲时，一个太监，心急慌忙地奔跳进了集英殿，报道：“报圣人太皇太后，报圣人皇太后，大事不好！木木王爷一行散会后回蜀国公主府时，途中遭伏击，好像损失惨重，现木木王爷生死不明……”
高太皇太后：“向丫头啊，欧阳修一文，看似措词谦虚，但行文中，穷追猛打，毫不手软。他穷究其理，无可遁形。欧阳修绵长深厚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出奇崛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具，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欧阳修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极尽论说家义理、考据风范，让对方无可遁形，真相毕露。
这篇文章采用层层说理的论证方法，先从时间的纵向角度叙事，虚写高司谏正直秉性，却以实写来揭穿其虚伪本性，前后文顿显跌宕之姿，行文灵活多变；后以横向对比凸显范文正与高司谏人格的高下，比较中杂有浓浓的批判精神；最后层层剥茧，依情循理，对高司谏的丑陋与卑劣行径予以痛击，从而使说理呈现出睿智锋利的光芒，真正收到了有的放矢、针针见血的论证效果。从语言风格上讲，欧阳修褒贬分明，直言不讳，把他的喜怒爱憎情感毫无遮拦地加以表述，情愤激越，体现了一代文豪不存芥蒂的畅达胸怀和硬朗豪迈的气节风骨。
欧阳修的范文，我俩要不要学习？不学，我俩就哑巴吃黄连了；学，我俩就自已打自已的耳光了。唉，难！这个大胡子，真是个大胡子！他打了个活套让我俩钻呐……”
向太后：“母后啊，我在说欧阳修，我在说高司谏，我其实是想说王木木，想说苏东坡。木木王爷毕竟出身木匠，他的文采不行啊，在这里，苏轼更恶于高司谏，而木木的文笔更弱于欧阳修，此消彼长，让苏轼的嘴脸还能在朝堂上混。但是，此风不可长矣，我情愿搞个纠风整风运动，我也不愿把自已给人阴着玩……”
高太皇太后：“哦，向丫头啊，我想起来了。那个欧阳修，庐陵（江西吉安）人。是文学家、史学家，在政治上负有盛名，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就是因为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乾德县令。但后来，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又被贬滁州，又被贬扬州、颍州、开封府。后来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又出任枢密副使、参知事先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位，在颍州（安徽阜阳）去世，谥号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